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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兴在香港办报的日子里图

发布时间:2019-07-14 04:08:25

郑光兴:在香港办报的日子里(图)

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有人说,温州是“数学家的摇篮”。其实,温州也是“报人的摇篮”。   早在清光绪年间,陈虬、黄庆澄就在瑞安创办了《利济学堂报》、《新学报》、《史学报》等,开中国专业报刊之先河。即便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间,温州人办报纸刊物也是不居人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界不少的“名记”、“名编”出自温州。除了台湾“中央社”前社长马星野,中国记协前副主席、《新民晚报》前总编赵超构外,还有《人民》前副总编周瑞金、《福建》前总徐明新、《新疆》副总邵强等。他们凭着温州人的聪明才智,为中国的事业呕心沥血,功勋卓着,成为温州人的骄傲。   如今,还有一位在香港办报的温州人步入我们的眼帘。他,就是香港经济导报社总郑光兴。   郑光兴,1961年6月出生于温州鹿城区一个普通家庭。1968年上小学。1974年2月小学毕业转入温八中初中过渡班,两个月后辍学去了工厂当工人。先后在温州新生塑料厂和地方国营温州阀门厂当了9年工人。直到1983年,从高考复读班考入了武汉大学哲学系。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在经济社担任、。1996年10月任经济社事业发展局副局长,1998年任经济报业集团经管会副总经理,其间还兼任过北京经济函授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社长和《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总。1998~2003年重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任经济社副秘书长。2006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8年5月,他从北京前往香港,担任香港经导企业集团副董事长、经济导报社总。   采访对象:郑光兴 香港经济导报社总 经济学博士 高级 (以下简称郑)   专栏主持:金辉,本报(以下简称金)   长期的生涯里,他见证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以洞察世界的眼光观察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与社会,为改革开放的大业鼓与呼。2008年后,他又到媒体林立、竞争激烈的香港办报,肩负总重担。于是,他对“一国两制”下不同的事件,有了更深度的思考和理解。   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化   经营商业化,竞争白热化   金:据我所知,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香港报业的商业化程度很高,报纸的商品属性被无限放大。您是怎么看香港报业市场的?竞争给报纸带来了什么?   郑:是的,香港是一个媒体、信息高度发达的地区。香港地区人口720万,与温州差不多。但据统计,2012年底,香港有各类报刊近800种,因为香港的报刊采用的是登记制,每天有新的报刊诞生,也有老的报刊停业,统计数总在变化。其中主要的中文报纸30多种、英文报纸近20种;各类期刊700多种。还有有线、无线、亚视、NOW、凤凰、卫视6家电视台和三家电台。除了这些香港本土的媒体,还有全球100多家通讯社、报纸、电视台在港设有分支、分社或常驻机构。不少境外媒体把驻港分社作为其亚太地区的总部。所以,香港一有风吹草动或者说中国内地一有风吹草动,通过香港这个媒体桥头堡,全世界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香港媒体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化、经营商业化、竞争白热化。   竞争的结果是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媒体的生存压力非常大,媒体人必须非常敬业,稍有闪失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当然,竞争也导致八卦、庸俗,甚至道听途说、胡编乱造等,但这些主要限于非主流中文报刊,而且社会主流阶层基本不看。通常香港人的说法是,水平高的不看中文(看英文报纸),水平低的只看八卦。   香港讲对错,内地讲利弊   香港讲规则,内地讲关系   金:确实,世界是多元的,允许多种文化的共存对推动社会发展是有益的,应该说香港的这种多元文化现象有其可取的一面。   《香港经济导报》是属财经类报纸吧?从内地去香港办报,特别是在香港办财经类报纸,您觉得与内地办报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郑:主要的区别是干活太累(笑),每天睁开眼睛就是干活。《经济导报》创刊于1947年,是财经类周刊,隶属经导企业集团。经导企业集团主要是以提供咨询、信息服务和出版的传媒集团。集团属下还有《中国经济信息》周刊(英文版)等十几家刊物,总都是我,各刊分别有一到两名副总。主要的稿子从选题策划到审稿,甚至有时评论、社论我都要自己动手。香港就是这样,总也是打工仔。   香港的报刊、媒体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一直延续着英国人的办报理念,媒体除了传播信息,主要功能是监督和批评。他们的基本理念是:公权力来自民众的有限授权,政府就像一个物业公司,是纳税人花钱养的。如何使他们真正做到为公众、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不偷懒、不自利、不腐败?这不能仅靠官员们的自觉和自律,因为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是自私自利的个体。所以,除了法律约束和廉政公署监控,更需要强大的舆论监督,让权力完全运行于阳光之下。   这种监督,大到政府的每一项决策。政府的年度预算、决算支出明细,投资建桥、修路等公共设施建设等,都要递交立法会讨论、审核。每一项细节从预算到环保,都要在立法会上反复讨论、评估,而这些讨论评估过程都要受到媒体的全程曝光、监督和评判。小到一块山坡护坡、公共海滩护鲨破损是否及时修复?公共厕所的无障碍通道是否完好?还有官员的一言一行,比如家中设个阳台、盖个阳光房是否有报批?周末出行参加谁的派对、吃请等都在媒体曝光之列。通常港府的官员是不参加任何吃请的,公务活动一般都是酒会。一杯酒、三五分钟讲话,半小时走人。所以在香港,政府官员是好事不出门,干得再多再好媒体一般不报;坏事传千里,稍有不慎就会引爆舆论。干好事不容易,干坏事更难。   金:公权力的监督力度,是报纸的功能之一。这样也导致报纸在监督中生存和发展。我想,香港报业发达,竞争激烈,也可培养报人的办报才干以及的采编能力。这么些年过来,您在香港办报的最大体会是什么?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记得去香港不久,内地的一位朋友,准确地说是一位领导朋友问我:香港人与内地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的回答是:香港人讲对错,内地人讲利弊;香港人讲规则,内地人讲关系。   香港人办事首先想到的是“规则”,有规则,立即能办,无规则,特首是你大哥也办不了。社会出现了问题,首先从规则上找原因,立法定规矩,解决一条前进一步。而内地呢,是人情社会,有事或办事首先想到找关系,有关系就好办,没关系就难办。出了问题从人际关系上找原因,找关系摆平,下次同样的问题接着发生。这应当可以说是人治社会与法治社会的根本区别。法治社会讲是非,人治社会讲利弊;法治社会讲规则,人治社会讲关系。   在香港工作,首先要读懂香港文化,了解和理解香港人。邓小平很伟大,他虽然没有去过香港,但他知道香港回归后,只能搞“一国两制”,而且要五十年不变。前中联办主任姜恩柱先生说过:“香港是一本厚厚的书,值得和需要细细品读。”   至于说到香港媒体的采编人员的业务能力是否比内地的要高?平心而论还真没有发现。甚至反而觉得内地的、综合素质普遍要高。因为在香港,一流的学生、人才是少有到媒体工作的,媒体收入不高。所以有一流的人才从事金融、法律、工商,二流、三流的人才搞媒体之说。但香港的媒体的敬业精神、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比内地的要强,而且非常遵规守矩。香港的采访是没有饭吃,不能拿礼品的。廉政公署规定:无论是政府公职人员、还是公司员工,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收受价值200港币以上的礼品均将以受贿罪论处。一旦举报,立即查处。有时被访对象会送一些蛋糕礼券,回报社后都会在办公室做好登记,然后买蛋糕给大家吃掉。与被访对象的公事公办,也是保持独立性的基本原则。   金改似不解渴,温州尚有优势   关注家乡发展,感恩中学老师   金:去年3月,国务院决定在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确定了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这意味着中国金改就此拉开序幕。如今一年过去了,能否以您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郑:我关注过这方面的政策变化。金融改革起因于温州民间债务资金链的断裂,金改的目的是想将民间资金引入规范的金融轨道。但就政策而言,似乎还不解渴。比如利率的市场化问题,民间资金境外的投资通道问题。这些核心问题的政策不明确、不到位,金改有可能只能落为小修小补。同时,更应当看到的是,温州经济历来领中国经济风气之先,春江水暖鸭先知。温州经济去年以来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缩影。中国经济,以投资和出口为拉动的快速增长,经历了三十年高速奔跑,现在已经到了拐点。产品创新不足,成本税收大幅提高是实体经济空心化的根本症结。这些结构性矛盾不是资金链的问题,也不是金改所能解决的。温州未来的发展需要从战略上重新定位,寻找新的突围和新的出路。   应当看到温州还是有很多优势的。温州人的精神,温州人的聪明智慧,全国各地温州企业家打下的基础,都是独到的优势资源。温州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2009年深圳温州商会成立请我当顾问。我送给他们一副对联:“鹏城万里,尽瓯越雄才展翅;江山千年,惟温州男儿流芳!”   金:您对家乡有感情,对温州的情况也很熟悉,可见您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那么去香港之前,您在经济社时有回温州采访吗?   郑:有过不少次。但印象比较深的有:1990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当时的市长到经济社专门找到我和张小国(温州人,现为石家庄市市委常委)。1989年后北京有个调查组到温州,就温州发展的性质进行调查。对温州影响很大,许多老板都跑了。温州市政府希望我们报社能为温州说说话,给一些支持。于是,当天小国和我就写了一篇《温州的发展符合社会主义道路》,向报社领导汇报后同意在次日的头版刊出。可是到了晚上,值班的老总斟酌再三,还是决定放在二版刊出,而且题目改为《温州在发展》,但内容没怎么改动。后来大家还是比较满意,因为当时上面对温州还没定性,报纸发这样的文章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后来不久,为配合中央的党风廉政建设,还是跟小国一起,向报社领导提出要专门采访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刘锡荣。到温后跟锡荣书记谈了一上午,开始他不同意写他,后来我们说明了意图,他也同意了。去过他家,也采访一些老干部和群众。将刘锡荣书记刚来时每天早起在市委院子里扫地,当书记后上下班经常步行不坐车,农民送两斤小白菜给退回去等等都写进文章。文章见报后反响较好,温州经济这样发达,还有如此清廉的领导干部,还是社会主义嘛。这样也或多或少改变了一点人们对温州的看法。   1996年后我转到经济的经营部门工作,对温州的直接采访就少了。但出于乡情,我一直关注温州的发展。   金:您是怎么走上之路的?   郑:我搞是歪打正着,至今有时还认为自己是队伍里的“票友”。考大学之前喜欢文学,是个文艺小青年。晚上经常去市文化宫和市总工会夜校听文学讲座。1983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先读的是哲学系,马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二年转到经济系改学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后来发现都一样,没有逃出如来佛的手心(笑)。从内心我还是喜欢哲学,但当时觉得经济系毕业分配要好些。毕业后又分到经济搞。刚到报社对没感觉,白天上班晚上学英语、考托福。1991年申请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读PHD,想去研究经济学。结果奖学金没申请到,自己又没钱,没去成。康奈尔保留了一年的入学资格,最后还是放弃了。人生就是这样,你努力的不一定能够得到,但得到的必定是你努力的。这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尤为重要。   金:2011年温州市教育局、本报举办温州教育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您榜上有名,这很不容易。这是否折射了您在温州时的读书经历,应该是有故事的吧?   郑:是的。2011年9月,我写了一篇《我的老师》,作为教师节的文章刊发在温州媒体上。文中写到几位老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给予我的激励和指导。其中有一位温八中过渡班的吴老师,在我辍学后几次到我家里找我父母,希望我能够回到学校读书。虽然离开学校后我就一直没有见到吴老师,包括她到我家里来我都不在。但她对学生的这种负责和挚爱也成为我后来努力考大学的动力。我在教师节写这样的文字是希望现在的学生和孩子们不要忘记老师的教育之恩。没想到非常认真,找到了这位吴老师。报道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老师和学生的积极反响。后来温州都市报在年底就给我评了这个“年度教育十大人物”。   其实,我是不应该得这个荣誉的,我只做了一点我应该做的事——表达感恩。这个称号应该评给远在澳洲的吴老师,以奖励她当年对学生的爱心和对教育事业负责的精神。或者应当评给这位和他的团队,正是有这样关注教育事业发展的媒体人,才使我们的教育事业不断前行,才使现代社会传统的师德师恩依然能够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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